油价下跌最惨一战-油价大战

1.请哪位给我讲讲明末清初时的故事

2.2021年会严重的通货膨胀吗

3.什么叫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请哪位给我讲讲明末清初时的故事

在这段时期中，皇太极进攻朝鲜，打了几个胜仗后，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金钱和物品的供应。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割地、擒毛文龙、派兵一万助攻中国。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同时在此后的

明清战争中，朝鲜改守中立，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

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另派赵率教、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进兵三岔河，牵制清军，作朝鲜的声援。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赵率教等领兵而回，并未和清军接触。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时间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对宁远发动攻击。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五月十一，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四面合围。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那自是缓兵之计，以待救兵。皇太极不中计，攻城愈急。

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这时天热，海上不结冰，水师用得着了。

赵率教是陕西人，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努尔哈赤攻辽阳时，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参谋长）。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胡涂。清军攻破辽阳，袁应泰殉难，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论法当斩，不知如何得以幸

免，想来是贿赂了上官。后来王化贞大败，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进。努尔哈赤攻宁远，赵率教在前屯卫，距离很近，自己不亲去赴援，后来宁远大捷，他却想分功，以致给满桂痛骂

，酿成了很大风波。

和满桂冲突时，袁崇焕相当支持他。赵率教感恩图报，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到锦州大战时，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和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战，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胜了三场，小战二十五场，也是每战都胜。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

十四天之中，无日不战，战况的激烈，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极增兵猛攻。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弹和矢石，清兵受创极重。攻到天明时，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扎营，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

赵率教转怯为勇，自见敌潜逃到拚守城，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他这个重大转变，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

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转而去攻宁远。

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就勒兵不攻。皇太极对诸将说：“先汗攻宁远不克，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宁远，我可要声名扫地了。”于是下令总攻，击破城下明军骑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敢于到城外决战了。上次要清军退后，才派五十名敢队缒到城下拾箭枝，可见不敢开城门。

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城墙下环列枪炮。皇太极佯败，想引明军来攻，然后伏兵齐起。但明军没有上当，守垒不追。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

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大声呼叫。满桂战于城外。祖大寿、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双方伤均重，满桂身中数箭。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于是退入城中据守。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方军士的尸。

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说，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报告失之夸大，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

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纪录中也说：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

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①。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可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军的后路，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不敢久攻宁远。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气势已挫。可见袁崇

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局面当然更有改进。

这一仗大捷，军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是靠了葡萄牙的红衣大炮。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

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②。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金人要直到数年之后，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p、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宁远，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

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

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所以虽有宁锦大捷，袁崇焕却得不到甚么重赏，只升官一级。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贤是太监，没有儿子，只好大封他侄儿，封他侄儿的儿子。

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颏袁崇焕，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暮气”两字，恐怕大喜之余，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

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

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间关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是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

得很有气度③。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间，几乎年年升官，中间还跳级，直升到“巡抚辽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实在算是飞黄腾达。他自觉升官太快，曾上疏辞谢。他说在诸同年中，

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皇帝批复说：你接连三次谦辞，品德很好，但你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④。

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⑤。他心中明白，天启是个昏君，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⑥，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甚么遗憾。

①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②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③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决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

主”，真是“明”得很了。

④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今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

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只承。该部知道。”

⑤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⑥袁崇焕《遇诃林寺口占》：“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只树隔红尘。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

1644年，明王朝的大崩溃达到最后的悲剧时刻。在随后的数年中，清军南下，把其征服事业推向全国。南方最后的抵抗力量在混乱和溃败之中，最后收缩到了西南山区和东南沿海岛屿上。在这一烽火连绵的图景之中，崇明岛在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推到战争的前沿地带。第一阶段：最后的抵抗，1644-1645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1644.4.25），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明崇祯帝在绝望中自杀殉国于煤山。13天后（5.18），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南京，当地官员在悲愤之中立即决定在南方组建政权。坏消息继续传来：事实上，当福王继承为弘光帝时（6.19），清军已在两周前进入北京（6.5），并立刻就准备着手征服江南。在清军征服江南的战争中，东南的反清抵抗力量至是逐渐向水上萎缩——清朝强大的陆军对于太湖和东海上的水军束手无策。在南方组织的防线中，长江防线本来也是相当重要的。弘光帝即位不久，南京官员荆本彻（镇江丹阳人，1634年进士）就受命为下江监军道，抵达崇明，组织起一支水军。他在南京陷落之前就反对史可法的北方收复战略，而坚持将南方作为明朝的复兴基地。1645年二月，崇明知县徐鼎莅任，荆屯营在县城西北方的施翘河，称“四会营”。与其同时，崇明人沈廷扬（当时为南京政府的户部郎中）受命将漕船改装为长江兵船，负责军事后勤，他很快致力于将崇明岛建设为一个“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荆的防务计划得到了沈的支持。当时的崇明是一处著名的海盗巢穴。1640年起，本县人与江北贫民纠结，组成一支200多艘船、上万人的海盗集团，在两年后才被平定。其首领顾荣被招抚为把总，统率他愿意当兵的440名兄弟。顾荣对海道相当熟悉，江北船只当时全在其掌握之下。他与荆本彻募集的民兵开始有了摩擦。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崇明这个海上孤岛现在成了江南抵抗分子的绝好避难所。南京陷落后，明义阳王（周定王橚七世孙）在太监李国的陪同下，从苏州逃难到崇明[4]。当时清兵已经推进到江南一带，1645年夏，前史可法部将李成栋在降清后率领一支五千人的部队进攻嘉定（7.29），在英勇地抵抗了一个月，这个城镇被屠城。李随即转攻松江。松江的抵抗力量由吴志葵等人领导。他是吴淞总兵，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崇明岛，他统率了当时南明残余的大部分水军，曾到崇明与荆会合；并极想和浙东的鲁王朝廷取得联系，希望通过占领江南一块根据地来光复明朝。他于是率人秘密进入太湖和泖湖地区，并向刚被清朝任命的县官发动进攻；结果在1645年9月遭到李成栋2万人优势兵力的袭击，大败。吴本人被捕，送到江阴去劝降，最后被杀。松江诗人陈子龙（他曾是柳如是的情人）是最积极的复明分子之一，在他看来，关键是一个地域性的共同起义，并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取得军事援助”，因为岛上的明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在清军击破嘉定后不久，荆曾出兵攻打吴淞作为响应，但被击败，退回岛上。这半年内，“海上人虽不敢登陆，军中尚乏水军战船”（《海角遗编》）。当时崇明县令徐鼎已经离任，该岛的军政实际上控制在荆本彻手中，在义阳王前来投靠后，他的势力更大。但他的专横作风却与本岛海盗出身的把总顾荣起了冲突，顾密谋杀他后拥戴义阳王；荆察觉后率12艘船只逃往宁波。不久，明淮安巡抚田仰、淮河镇总兵张士仪、淮海镇总兵张鹏翼各统率水陆军数千、船数百，相继到达。他们与沈廷扬一起，推戴义阳王为监国。这个匆忙组建的小政权不久（十月）出兵江南的浏河，被清军击溃。主事者各谋出路，义阳王也逃往浙江，岛上一片混乱。军政权落入本地人顾荣和黄五常手中，他们立刻又起了矛盾，结果顾荣被杀。十一月十日，荆本彻率海军来攻，他的水军之前在舟山得到恢复，并进攻南京附近的六合，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但部下却因战利品问题同海盗同盟发生争执。可能在回舟山途中，他转而再来攻击崇明这个自己的老根据地。但施闭城抗拒，其原因肯定是担心剃发后遭到报复。但荆当天就攻破了这个孤城，并擒杀了施，次日又杀黄五常等人。然而他的收复只维持了17天，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船队到来，荆军溃败，仅剩3艘船逃往舟山。吴淞总兵李成栋在船头下令封刀（以示不屠城），崇明城内百姓于是出降。第二阶段：拉锯战，1646-1656就这样，到1646年初，难得的安宁降临到长江三角洲这片战乱地区，农民骚动停止。崇明的投降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清军对江南的平定。但“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加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1645年冬天之后，崇明岛仍然经常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海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虽然清巡抚土国宝立刻任命副将李魁来防守，但1646年正月，崇明岛就再次遭到明军张名振[16]部的袭击，距清朝招降该岛刚过去1个月。当时清南京提督毛九华指出，长江下游如果和上游的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各抵抗组织）联合起来，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显然，复明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当时南明海军在江南的主要抵抗力量聚集在舟山，崇明岛的丧失，对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明水军仍保有这个岛屿，就能以此为基地，沿长江向内攻击，并可能在清军兵力薄弱时与上游武装取得联系，从而一举光复江南从舟山出发的南明海军对崇明的骚扰袭击就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战斗。1647年4月，清廷恢复招抚策略。但5月，明水军200余艘沙船就在沈廷扬率领下由舟山来攻，因崇明城戒备森严而退却。之后，他们转攻江南的鹿苑，结果在一个闷热天气里遇到一阵小台风，大败，沈廷扬被捕而。这一年，清苏松总兵吴胜兆举兵反正，蜡书求援。张名振奉命率水师急驰崇明，途中遇海啸，大风覆舟，士卒亡大半。张名振与张煌言侥幸得脱，间道返回象山南田。与浙东水师衰落同步的是福建郑氏海军的复兴。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誓师反清，1650年夺取厦门作为基地，并立刻成为南方抗清的主力之一。在其鼎盛时期，郑军有陆军72镇，水师20镇5千余艘船，士卒近20万。1651年，舟山失陷，军民难者1万8千人。张名振等当时正在海上，被迫护鲁王暂避厦门，郑成功令入金门岛安置。次年张奉郑成功号令，誓师北伐，进屯崇明岛，破镇江，后援军不继，再退守崇明。之后在1654年4月及5月，张又两次攻入长江口。十一月底，张名振军据平洋沙，被当地沙民偷袭，丧失17艘船；张以屠杀作为报复，烧千余家。崇明城中守军300人及乡勇千人半夜出击，全军被张击溃。根据县志的记载，此后一两年里舟山明海军的骚扰十分频繁，并经常焚烧民居及劫掠人质。1655年，张名振与张煌言合兵三入长江，但兵力单薄，无功而返。于是会同郑军攻占舟山，年底于军中，部队交给张煌言。因不明。清江南总督马鸣佩当时写给朝廷的报告称“据来降兵丁报告，因张名振攻打崇明岛失利，郑成功要提名振去杀。名振惊愤得病而”。1656年，舟山再次被清兵攻破，并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所有居民迁移到大陆；最后撤离时，将一切城垣、要塞、哨卡乃至民居等尽行焚毁。这一年秋天，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活跃在崇明岛的海盗顾三也被抓获处。张名振的逝世以及舟山的再次失陷，代表着浙东抵抗力量的衰败，而舟山的复明海军基地与崇明的关系本来最为密切，也是极力主张和意图攻取崇明的。第三阶段：清军海防的加强与郑成功的失败，1657-1661顺治十四年（1657），清政府宣布“增设崇明水师总兵官，调拨江宁、江苏、安徽各省标兵万人，分防吴淞江及崇明诸口”。这一设置对陆军为主的清军来说，是开创先例的，并早于1659年设置的京口左右两路绿旗水师总兵官。按崇明仅为一中等县，县令为正七品，而水师总兵则是正二品，这标志着崇明成为清朝海防的最前沿地带，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清廷设置崇明水师总兵总体策略是以近海防御为主，所谓“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1657年出任水军提督（从一品，提督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的是名将梁化凤，率军万人，驻防崇明、吴淞。梁是陕西长安人，曾参与平定山西，“二十二战皆捷”，之后又在江南平定太湖群盗。1655年升苏松总兵，在浦东高桥多次击败张名振军，并追击至其屯驻地崇明平洋沙，予以讨平。梁认为“平洋沙悬隔海中，戍守不及”，建议屯驻重兵，并沿海筑大坝，引水灌田，整顿崇明的军政和农业生产。两年后（1659），郑成功大举进攻，发动长江之役。五月初四，大军在舟山烈港听议进取长江事宜，其中专门讨论了“分程开驾入崇明事宜”，决定分别停靠崇明的三个沙岛；并派出间谍入长江刺探情况，被梁化凤察觉。五月十八日，郑军趁风一日夜内由羊山（今浙江小洋山）全军开到崇明，郑成功驻扎新兴沙。并再申军令：“崇明等处地方，可以安插提督、统镇、大小将领家眷，为我师根本之地，与思明州一体。其地方百姓，最宜抚绥，凡有骚扰，有杀并连罪无赦。”当时张煌言建议郑成功攻下崇明作为基地：“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一旦有疏失，也可进退自依。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采纳，郑成功急于进攻，并进围南京。但现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这一大意给梁化凤以战机。七月，梁奉命率部兵三千人疾驰赴援南京。七月二十三日，设计擒获郑军大将甘辉[甘辉1655年四月受封为崇明伯]。郑军溃败，在长江上船只又被梁化凤部将烧毁不少。梁预料到郑军可能攻打崇明，本已有部将留守，这时再派军赴援。八月八日，郑军退到崇明。郑成功召集诸将议论，表示“欲克崇明县，以作老营”，然后再从厦门调一支军队前来攻打，以“逼其和局速成”。当天，郑军到崇明城下说降，着手攻城。八月十一日早晨9点左右，开始用大炮攻城。郑成功亲自督阵，到夜晚已经轰掉西北角100多个墙堞，随即添平壕沟架云梯肉搏。城中守军坚持抵抗，打退郑军7次进攻。郑军部将韩英、王起俸于这一战役。郑成功本想再行强攻，但被部将周全斌劝止，认为城池坚固，深沟高垒，难以攻破，何况敌军援兵可能很快赶到，得到这一孤城绝岛，并无意义。当日晚，郑成功答复清提督马进宝，表示攻打崇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辟除全军覆没的谣言，“吾故打开崇明，安顿兵眷，再进长驱。……我今才施数铳，其城已倒及半，明日安炮再攻，立如平地。”心里其实已经放弃这一打算，次日（八月十二）出兵四乡搜罗粮草，十四日即拔营回福建。在这一次战役中，郑成功打垮了清舟山守军，但在崇明却遇到顽强抵抗，该岛居民因为这一表现，后来受到鳌拜的免赋嘉奖。看起来似乎他们抵抗明军比对清军还强烈，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担心遭到报复。当时反清的军队，见到已剃发的汉人，经常杀戮很惨。郑成功围南京时，满族军人只有500人，主要是汉军旗人在抵抗。郑成功在这次失败后再也没有北上。1661年5月，清下令在江浙大规模整顿沿海防务体系，修建桥梁、道路、堡垒、建造船只。当时郑成功在闽南的根据地也遭到清军袭击，于是调军东进，收复了台湾。梁化凤的这一长江之役中清军的首功之臣在这一年（1661）因功授江南提督，当时人认为台湾尚未收复，提议援引广东、福建的情形，在苏州、松江两府的滨海地区立界，实行海禁，把居民全部向内地迁移，遭到梁的反对。他认为与其放弃沿海肥沃之地，还不如将这些地的赋税拿来养兵防守，海禁毕竟是祸民之事。这一建议最终被顺治帝采纳。崇明岛的军事价值崇明是长江河口的泥沙冲积岛，自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浮出水面后，每年面积都在变化。明清之际其面积还远小于目前（1200平方公里），大约只有500平方公里左右（舟山岛为502 km sq） ；当时人口大约在20万人左右。作为一个江海交汇处的孤岛，崇明历史上很少卷入战争，而假如卷入战争，则必定是从海上来的军事力量（例如海盗、倭寇、郑军、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因为只有海上势力抵达时，这里才成为它与大陆势力争夺的焦点；而对两支冲突的陆军来说，即使战争就发生在崇明附近，崇明也不过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孤岛罢了（例如太平天国席卷江南，与清廷对峙多年，却没有攻入过崇明岛）。在明清之际清军南下时候，东部的抵抗势力最后全在沿海一线展开。其中崇明、舟山、闽南的厦门及金门是三处最重要的支点。如果1646年后崇明一直坚守在明军手中，情势很可能有相当的不同。江南是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地区之一，崇明如果能坚守，则能成为抵抗运动的基地，进而与上游安庆山区的力量联合。如果能有组织地抵抗下去，重演南宋时的一幕，也未必不可能——当时金兵已攻到宁波，最终还是退缩回了江北。其次，崇明作为一个复兴基地的存在，将牵制清军的兵力，使西南地区李定国等部的压力得到缓解。然而遗憾的是：当时明水军内部矛盾极多，政令不一，反多自相残杀，最后被得以各个击破。如果崇明能得以坚守（从与郑军的顽强抵抗来看，是很可能做得到的，尤其清初水军很弱），则明海军还可以以此为基地，北上骚扰。崇明往北直至辽东的航线，一直是非常发达的。远的如元初漕粮海运的创始人、崇明海盗朱清，近一点如明末的商船海运专家、另一个崇明人沈廷扬，他曾通过海道运粮到辽东。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如果郑成功之前攻破崇明，他很可能也不会在两年后收复台湾了。事实上，他收复台湾前的宣言，与攻打崇明之前的话，十分相似：“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虽然今天来看，崇明与台湾相比极为悬殊，然而当时并非如此：当时台湾几乎没有汉人，也很少耕地；而崇明至少还有20万百姓及大片良田。攻打台湾时，郑成功部下几乎都不想去，郑本人在攻下后不久就病，年仅39岁，与台湾的瘴疠及部下的违抗（当时台湾无粮，郑军部下在海峡对岸不运粮至台）有很大关系，而崇明至少没有瘟疫横行；台湾守军荷兰人只有一千人，但火力很猛，崇明守军至多五千，但更容易攻下。而且收复台湾使荷兰人与郑氏更加成为敌，后来荷兰人便出兵帮清军攻打郑军。收复台湾，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只能使人觉得光复中原更加无望。单纯以中国而非世界的局势来看，台湾的在当时的军事价值还未必高于崇明岛。然而历史总是有很多预料不到的事，也许随着海禁和清军在大陆统治的稳固，郑成功迟早要被逼去收复台湾以为根据地，但1659年长江战役的失败及崇明岛的顽强抵抗，

2021年会严重的通货膨胀吗

2021年将是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一年。

回望2020年，钢铁价格翻倍对你影响不大，煤炭价格翻倍对你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油价翻倍，开车加油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些贵。如果朋友买了黄金赚的盆满钵满，你没有买，又会是怎样的感觉？

2021年，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大，但是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大。

首先从原材料的角度看，工业的基础材料，包括石油、有色、钢铁、煤炭的价格都大幅上涨。

虽然资产价格却出现飙升，但是通胀价格水平没有出现有力回升，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通胀水平并不高，反映上游需求不够活跃，而资产价格的上涨将会压缩产业链中游的利润。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美元是全球金融市场定价的基础，2020年8月开始，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最低0.5%左右开始温和上涨。今年1月开始，美债收益率加速上涨，从0.9%迅速上升到1.6%。虽然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仍维持在0-0.25%，但是市场对政策收紧的担忧已经可以引起市场巨大的波动。

美债收益率飙升的背后是天量刺激政策带来的通胀升温，以及经济从2020年病毒打击中的恢复。2020年4月以来，美国核心PCE触底反弹，从0.9%提升至1.5%。另外，2月非农就业人口达到37.9万人，远超19.8的预期，而且是近3个月来首次超过预期值。而且，提出的1.9万亿刺激计划也提升了通胀预期。

不过，随着通胀水平一点一点向美联储的目标位置靠近，加息的预期将会成为扰动市场的重要因素。从2月开始，美元指数上升明显，虽然不能判断趋势的持续性，不过从技术角度，单边下跌的趋势大概率结束了。随着美元指数出现掉头迹象，人民币的单边走势可能会变化。

总结：一方面，随着美元指数出现掉头迹象，人民币的单边走势可能会变化。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回复情况并没有出现超预期边际递增的情况。经济恢复力度一般，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难度较大，很可能流入各种资产推高价格。对于个人，必须选择合适的资产，否则，钱袋子缩水的概率较高。

什么叫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拿我过来说的话，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经济形式为补充的经济制度。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共同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一个不短的过程，需要全国人的共同努力。

而在地区分布上，地区资源分布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便利，资源丰富，产品富饶，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快一些；反之亦反之。

地区经济差异导致文化差异，在一些个别经济落后地区，许多人刚够温饱，还没有政治民主的意识，村委选举的事莫不关心，不是不选举，而是不懂。

前些年一直重视城市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接近专家认定的安全范围，今年政府已重视这个问题，相信未来几年贫富差距会有所缓解。

世界范围内的话，简单的说,就是经济结构单一,人才资金匮乏,处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弱势地位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

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

为巩固政治独立，二战后相继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都把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放在首位。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顽固地维持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利用其掌握的技术和经济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从而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仍居于从属地位。这种依附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生产领域，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国际分工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原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个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90％以上。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等方面严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而且，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推行经济霸权主义主要工具的跨国公司，在不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同时，把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使它们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加工厂”和“装配厂”。过去单一型的传统分工，转变为一种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最高层，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底层。

在技术领域，西方跨国公司通过对技术研究和销售的垄断，造成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国家在技术转让中，不仅严格限制向发展中国家当地公司转让先进技术或关键技术，或者设置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商业惯例条款，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而且还常常索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据统计，在世界已注册的约500万项专利权中，发展中国家只占1％。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控制世界技术转让的80％，其中美国约占50—65％。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中的垄断地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索取300—500亿美元的购买专利权费用。

在贸易领域，西方垄断资本极力操纵国际市场，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规定种种歧视性的贸易壁垒。目前，各种名目繁多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已达1000多件。另一方面抬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严重的不等价剥削。1980年至1989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下跌33％，仅1989年就损失1065亿美元。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出口对象又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这就使它们在贸易上处于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

在国际金融领域，发展中国家不仅在货币制度上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中完全处于无权地位，而且，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政府贷款，国际多边机构贷款和国际商业银行等形式，使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处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银行还在发展中国家广设分支机构，力图操纵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

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量，使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贸易逆差、损失惨重。据联合国有关资料，在双方的贸易中，以1980年发展中国家单位出口价值（以美元计价）为基数，1988年下降为83，而1988年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额为6791亿美元。仅此一项，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就达1150多亿美元。从进口看，以1980年为基数，1988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单位价值指数却上升为106.2，而当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额为6391亿美元。也就是说，由于进口价格的上涨，发展中国家为此要多付出370多亿美元。两项合计，发展中国家损失了1520亿美元。

外债加重，资金倒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材料，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急剧增长。积欠的中长期外债由1972年的992亿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亿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债1972亿美元，总计12397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11.5倍。由于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居高不下，使发展中国家为此支付的利息负担更加沉重。1972年的利息支付还不足25亿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亿美元，增加了32倍多。并且从1983年起，发展中国家出现向西方发达国家严重的“资本外逃”。从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国家倒流资金930亿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达500亿美元。仅拉美国家1973至1985年间就累计达1510亿美元，占同期外债增加额的40％以上。出现了“从贫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现象。

外资利润增加。如美国公司1980至1985年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利润率在20％左右。这些利润，一部分用于当地的再投资，一部分汇回本国。80年代以来，汇回本国的那部分利润早已超过这些国家新输出的资本额。

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带来的后果，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从而使它们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将面临着许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如区域、集团化的影响；资金流入减少，资金短缺问题难以解决；外债问题严重；科技差距继续拉大；人才短缺与外流；产业结构落后；贸易条件继续恶化；人口增长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生态环境继续遭到严重破坏；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等。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激进派提出了中心——外围理沦。这种理论认为：（1）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中心（发达国家）——外围（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体系，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具有依附性，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2）联接中心——外围的经济机制是不平等交换及其价值转移。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了外国国家的大量“剩余”来促进本身的发展，而外国国家却由于“剩余”的流失而造成贫困，所以，发达与不发达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两者互为因果；（3）外围国家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因为它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来满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需要，它们在经济结构上不可能象独立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工业化。它们越发展，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积极地反抗把它们（指外围国家）与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连结在一起的链索，它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换产生价值转移来论证不发达的根源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这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论，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有助于揭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和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情绪，同时，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

但是，这种理论看不到发展中国家战后历史地位的变化和发展的内部动力，过分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极作用，忽视了生产领域，只是集中在交换领域，把不发达归咎于不平等交换。这种理论未能对全世界的资本积累进行动态的、辨证的分析。把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看作是“外围”完全依附于“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这种理论在应用方面也比较薄弱，比较简单化。很少提出关于经济发展的一整套设想，而往往陷于一种简单的逻辑之中：要么切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闭关自守；要么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实际上，中心——外围理论是主张切断与发达国家的联系的。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这种理论缺陷的实质，就是抹杀了殖民地经济和获得独立后的民族经济之间的区别，抹杀了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对目前南北经济关系的基本态势及其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

发展中国家要彻底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必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变世界经济中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格局，改变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改善贸易条件，实现价格指数化；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术转让，要保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自然资源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能对其资源的开发实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据主权原则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要对现有的国际经济机构的体制和规章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权地位，使发展中国家能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过程。为此，必须继续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

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利用外资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一度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诸如巴西的“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等。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本息为先导，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又相继出现了偿债困难的问题，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为首的拉美国家最为严重。尽管第三世界国家本身、债权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国际商业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危机一直未得到根除。进入90年代后，债务问题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项沉重负担。

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背景，又有现实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内部原因的促成。

从历史上看，它是殖民主义所导致的直接恶果。长期的掠夺和剥削，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型，经济发展落后，使南北方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运行，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世界贸易和货币金融领域中都居于垄断地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尽管取得了民族独立，但仍未摆脱受剥削受掠夺的地位。

从外部环境看，7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一）遭到1973、1979年两次石油提价的冲击。由于油价上涨，需要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费用猛增，债务负担急剧加重。1973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经济帐户赤字只有110亿美元，1974年这一赤字升到376亿美元，1975年达460亿美元。仅油价上涨引起的超额支出在1973年到1982年间就增加了2600亿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进口的借款利息也计入的话，则达3350亿美元；（二）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条件日益恶化。西方发达国家为转嫁1979至1982年的大危机，在加强对外倾销的同时，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世界银行认为，如果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拉美出口收入减少10％，那么该地区为此付出的代价将相当于它全部债务的年实际利息。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增长减慢，偿债能力下降，1985年，初级产品价格已降到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自1932年以来，拉美出口商品贸易比价累计下降20％，1986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减少数十亿美元。1986年，16个重债国的外贸顺差总额至少减少了一半以上，从290亿美元降至130亿美元；（三）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主要是国际商业银行提供的。1979年以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致使金融市场利率提高。如美国的利率从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导致了债务国的债务负担加重。仅1982年巴西因实际利率提高就多付债务利息79亿美元。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的主体是美元债务，高利率形成的美元汇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据统计，从国际范围看，利率每上开一个百分点，债务国一年就要多付40—50亿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圈，这些集团化经济日益表现出的排他性，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战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对付。同时，集团内部资金对流也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巨大的债务难以偿还。

从内部因素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胀及经济政策、措施失当也是引起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一）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处于滞胀状态。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统计，1982至1987年，整个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5％。而通货膨胀却日益严重。1982年拉美通胀率47.5％，到1988年已高达223％；（二）对外债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控制。当70年代西方银行界大量倾销“石油美元”等过剩资本时，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以为“良机”已到，错误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偿还能力的大量贷款，尤其是大量的国际私人商业贷款。如拉美各国70年代的外债一般只有几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亿。与此同时，债务国又没有根据偿债额、投资额、利息支付率以及它们各自的长短限期、外汇储备情况等有关因素，对外债进行综合考虑，制定出适合国情的、科学的外债偿还战略，从而常常顾此失彼，形成借新债还旧债，借新债还旧息的局面；（三）外债资金使用不当，引进项目经济效益差，创汇率低。用外债支持的项目往往是规模庞大而又不切实际的长期建设项目，有的借款项目根本没有形成任何生产能力。如巴西70年代上马的三座核电站耗资35亿美元，至今未能发电。从而使债务国中长期外债总额的平均偿还期小于这些资金用于项目的收回期。另外有一部分外债被用于奢侈品的消费，如智利在1970至1978年期间，电视机的进口增加了7942％，化妆品和香水的进口增加了6500％。还有的国家外债管理人员贪污腐化，将外债资金挪作私人不动产或外国证券投资。这样，外债没有给国家整体带来生产能力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形势突变之时，难以应付而无法如期偿还债务；（四）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资金外流。主要原因是对本国经济和货币失去信心。对债务国来说，债务积累越多，债务危机就愈严重，本国资本外流就越多。本国外流资本越多，国内资金就越匮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债。如此形成恶性借环。据世界银行报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三国外流资金的累计总额分别相当于外债总额的61％、44％和77%。据估计，在过去的几年中，拉美国家的外流资金仍相当于对外债务的一半。

基于以上分析，从本质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经济殖民主义政策所造成的。自1982年至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已历时10年。其外债形势有如下特点：（1）债务总额急剧膨胀，偿债能力持续下降。1982年，债务总额是8390亿美元，1989年猛增到129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7％。1990年又突破1341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1992将增加到13880亿美元，将比上年增长约4％。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相继出现清偿危机。自1986年以来，秘鲁、巴西、科特迪瓦、赞比亚、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后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债利息；（2）债务危机涉及的范围广泛，资源出口型国家负担更为沉重。1970年债务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14个，到1985年增加到63个，年债务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在1970年时根本没有，1985年有16个，1987年达27个。到1989年底，负债超过10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达31个。债务问题几乎涉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3）债务结构显著变化，贷款条件日益恶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债务和债权的重点分别由官方债务和债权转向私人债务和债权；二是短期债务增加。由于债务国经济形势恶化和政局不稳，债权国银行对发放长期贷款越来越谨慎，条件日益苛刻，造成长期贷款减少，短期贷款增加。（4）国际债务格局呈现债务国与债权国分布集中的特征。作为债务国一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灾区”。拉美国家所欠外债占1989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的34％，达4340亿美元，非洲国家同年外债总额也高达2500亿美元，约占外债总额的20％。自1982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外债的半数以上集中在17个债务负担最为沉重的国家，它们的债务总额仍在增长，当年应偿还的债务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为41.6％。它们的债务总额一直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半数以上。这两项指标都超过目前国际公认的25％的警戒线。在17个重债国中，其中拉美就占了12个。名列17个重债国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负债额达1213亿美元。债权国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据世界银行统计，1985年在17个主要债务国的外债总额中，美国商业银行的债权比重为24.5％。在对中南美10个债务国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中，美国的商业银行占40％，日本占16％，英国占15％。因此，就发达国家而言，卷入债务问题的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这种债务与债权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只要一两个债务国拒付或无法支付，则美国的银行体系首先受到打击，然后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经受动荡，可能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持续数年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不仅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恶化情况十分严重，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1）债务负担严重地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70年代，发展中国家借外债是为了发展生产，而80年代，本来可以用于发展生产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于还本付息。从1982年起，竟出现奇特的资金倒流现象，发展中国家不但不能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资金，自己的资金反而倒流向发达国家。1982至1987年间拉美地区资金流失额高达1456亿美元。1988年拉美地区还本付息额为260亿美元，而所得新贷款仅60亿美元，倒流了3倍多。这种情况导致了许多债务国国内资金贫乏、生产瘫痪、金融市场动荡、货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政治动荡等一系列灾难频繁发生，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2）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对本国落后的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清偿外债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许多债务国不得不把原准备进口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外汇用来偿付债务本息，加上生产投资的压缩，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下降。同时，主要出口创汇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又太低，所以，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陷入困境；（3）债务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调整。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都确立了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发展一些新产业新项目等。但因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偿债，使得有些计划被迫取消或无限期延缓。所以，债务危机不仅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还严重地影响着它们未来的经济腾飞；（4）债务危机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削弱了自主性。沉重的债务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无力走出危机，没有发达国家的贷款，既不能偿还旧债的本息，也无法发展生产，甚至不能维持生存。这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抗衡发达国家转嫁危机能力削弱，而且，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重新落入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剥削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控制的国际货市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乘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急需资金之时，以“意向书”的形式向受援国提出种种先决条件，左右受援国的经济政策。正如阿根廷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所指出：“外债对主权和我们人民的自决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及发展战略，如降低发展速度，减少借债；扩大出口和压缩进口，以外贸出口提高偿债能力；实行紧缩性的财政及外债外汇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债务国家在80年代后期的财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偿债能力有所提高。但是，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严重的负作用，导致了生产性投资衰退、对外贸易的畸形发展和国内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它不仅威胁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影响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西方国家丧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场。因此，为防止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和维护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先后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所谓“救援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政策。相继抛出了“宫泽计划”、“密特朗计划”、“贝克计划”，但皆以失败而告终。1989年3月，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计划”，其中心内容是：鼓励商业银行取消债务国部分债务；要求国际金融机构继续向债务国提供新贷款，以促进债务国经济发展；提高还债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计划”把解决外债的重点放在债务本息的减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上。这一计划改变了美国过去坚持逼债的僵硬立场，意味着美国的债务政策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严峻的现实迫使美国政府开始承认减免债务是解决债务问题必由之路。尽管这一计划有可能导致民间银行削减贷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尚属疑问，但比过去向前走了一步，给缓解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但也应该看到，美国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目前，减兔发展中国家债务的措施，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债务资本化。外国债权银行将自己帐面债务形式折价出售，债券购买者买下债权后，通过当地银行贴现转换成债务国的货币再进行投资。对于债权者的有利之处是：找到了按票面价值运用其贷款的办法。对债务者的有利之处是：顺利清偿了部分债务，减少了债务负担。据统计，1988年上半年发展中国家资本化了的债务就达88亿美元。但是，债务资本化有两个不可忽视的负效应：一是加剧了债务国的通货膨胀；二是加强了外国投资者对债务国经济的控制。（2）现金回购，一国按一定折扣以现金购回它的债务。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维亚的债务回购计划。玻利维亚于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购回它的商业银行债务的40％（合3．35亿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类似安排。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严重不足，这种方式不可能广泛适用。（3）减少债务偿还额。无条件地取消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债务基金，并降低利率。这种做法目前已越来越多地被债权国所采用。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本身，要摆脱外债的沉重负担，必须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具体措施来扭转被动局面，应力图做到：（1）继续调整改革国内经济结构，大力推行出口促进战略，通过扩大出口来克服债务危机，进而把出口的盈余用于经济发展；谋求外资来源多样化，保持经济发展与偿债能力呈正比关系；从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创造条件提高外资使用效率，促进国内储蓄的提高；（2）发展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领域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力量，改善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借债与还债的条件；（3）开展南北对话，积极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组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跨国公司，组建自己的区域性金融机构，通过南南合作促进债务问题的解决。

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有所缓解如1991年拉国家的外债比上年减少2.1％。但也应该看到，长期形成的全球性债务问题要在短期内得到彻底解决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债务问题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然而只要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同时努力，摆脱债务困境仍是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