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澳洲汽油价格-澳洲今日油价

tamoadmin 2024-10-27

1.垄断为什么导致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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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为什么导致国际贸易

1992年澳洲汽油价格-澳洲今日油价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其成员国相互大幅度减让关税虽然标志者世界贸易朝着自由化的方向迈进一大步,但我们还远不能说,世界贸易就已经实现了自由化。这是因为在国际贸易中,除了政府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继续存在外,尤其还存在着私人经济主体间限制竞争的行为,例如订立价格卡特尔,分割销售市场,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私人间的限制竞争一般是由反垄断法调整的,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颁布了反垄断法,实行保护竞争和反对垄断的经济政策。反垄断法的特点是,它适用于所有的对国内市场起着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而不管这种行为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例如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30条第2款规定,“本法适用于在本法适用范围内发生的所有限制竞争行为,即使限制竞争行为系本法适用范围以外的原因所致,亦同。”这说明,反垄断法不仅是各国保护竞争,维护竞争性市场结构的有力武器,而且还与国际经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我国正在制定反垄断法,而且,我国企业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也会涉及到外国的反垄断法。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反垄断法与对外经济和贸易的关系。本文主要结合联邦德国反垄断的立法和实践,论述反垄断法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积极作用。此外还将探讨反垄断法在域外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反垄断法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作用

反垄断法与对外经济贸易发生联系,这首先是因为跨国公司的活动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务的跨国流动就成为国际上普遍的现象,跨国公司随之也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十分活跃的经济组织。由于跨国公司在财力上可以得到母公司的帮助,在生产技术和产品销售方面与国际市场有着广泛和深厚的联系,所以,与一般的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竞争中常常占据优势地位。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在1977年关于跨国公司的一个报告中指出,加拿大的前一百名最大的企业中,七十五个企业的资本与国外有联系。这种情况在欧洲也普遍存在,例如,联邦德国所接受直接投资中,一半是流到了注册资本超过一亿马克的大企业中。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经济和竞争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特别是在东道国的市场结构处于垄断的或寡头垄断的状况下,外国企业技术先进和价格低廉的产品无疑会给气沉沉的市场注入新的竞争活力。例如,美国的轮胎,洗涤剂以及家用电器企业在欧洲的投资就打破了这些市场在当时的垄断局面,推动了市场的竞争。 然而,跨国公司的活动也可能给东道国的经济和竞争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跨国公司极易利用其经济优势在东道国的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成为限制竞争的势力,进而会影响到东道国的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为了扼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保护本国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将反垄断法无例外地也适用于在本国活动的外国企业和跨国公司, 甚至还适用于它们在国外产生的但对国内有影响的限制竞争行为。具体说来,这种管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限制跨国公司的外部扩张

外部扩张也称企业合并,它是指企业以购买另一企业的股份或财产的方式,扩大生产规模,增大市场占有率,提高竞争力。企业合并常常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竞争中,一部分企业破产倒闭,退出竞争;另一部分企业则可通过合并其他企业,扩大销售市场,取得更大的利润。企业合并虽然是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结果, 但是过度的合并则会引起经济集中,集中则会导致市场的垄断。因此,控制企业合并是反垄断法的主要内容。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36条第1款规定,凡可预见因合并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时,联邦卡特尔局得禁止合并;除非参与合并的企业能够证明,合并将改善竞争的条件,且这一改善竞争的好处大于因市场支配地位产生的坏处。这个条款也适用于有跨国公司参与的企业合并。

跨国公司在国外直接投资时,一般不是自己创建新企业,而是通过购买当地企业或者通过与当地企业的联合来进入东道国的市场。这种方式的好处是:(1)可获得当地企业已取得的市场份额;(2)得到熟悉当地市场的经营管理人员;(3)易于同当地政府建立联系,从而取得可能的补贴或者其他优惠待遇。此外,从竞争的角度看,这种方式一般也不会受到东道国反垄断法的干预,因为它们一般也不会提高东道国市场的集中度。然而,如果跨国公司在进入市场时或在进入市场后,以某种方式破坏了东道国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即由此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时,那就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干预。依照德国法,这将适用反对限制竞争法上述第36条第1款的规定。此外,根据该法第130条第2款,这个条款不仅适用于德国境内发生的可引起限制竞争后果的企业合并,而且还适用于德国境外发生的但对德国市场能够产生限制竞争影响的企业合并。概括地说,这样的合并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外国企业在德国境内取得德国企业的财产,或者与德国企业一起建立合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 外国企业将直接进入德国市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以自然对德国的市场竞争会产生影响。在GKN/Sachs一案中,德国联邦法院制止了一家英国康采恩准备在德国购买一家生产汽车离合器的公司股份的打算。法院的理由是,这家德国公司在国内已经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如果它再取得与其产品相关的市场上活动的英国公司的股份,就会加强其市场支配地位,从而会更加恶化德国的竞争性市场结构。法院指出,这里不需要证明,取得外国股份的企业是否会利用外国的财力资源。决定性的因素是,合并后德国企业现有的竞争者是否还能进行价格竞争,以及其潜在的竞争者是否还能进入市场。

第二,德国企业在国外取得外国企业的财产或股份,或者与外国企业一起建立合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国企业在与德国企业合并之前,其产品或者技术就已经通过德国进口商或者现在的联合伙伴进入了德国市场,从而事实上在德国已经从事经营活动,那么这个合并对德国市场的竞争就会发生影响。1973年,联邦德国卡特尔局就曾以效果原则禁止AEG无线电通讯股份公司在意大利购买A. Zanussi S.p.A.公司的25.01%的股份。理由是,意大利Zanussi康采恩已经有产品进入德国的市场,它除了向AEG无线电通讯股份公司供货外,还向德国其他的企业供货,因此,如果它和AEG合并,就将使AEG的竞争者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第三,单纯外国企业的合并。从理论上讲,即使与德国完全没有联系的外国企业,如果它们的合并以某种方式恶化了德国市场的竞争条件,联邦卡特尔局依照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30条第2款的规定,也可以禁止这个合并。然而, 这样的案子是很难出现的,因为即使有这种合并存在,参与合并的外国企业也不会向德国的卡特尔局进行报告。在实践中,外国企业的合并可影响德国国内市场的情况一般是外国企业在德国境内有子公司。这里最有名的案例是1985年的Morris/Rothmans一案。 1982年,美国的Philip Morris烟草公司从一家南非烟草公司手中购买了英国Rothmans烟草公司50%的股份,从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的角度,这两个公司就实行了合并。 当时,在德国的烟草市场上,Philip Morris公司的全资子公司Philip Morris有限责任公司的市场份额是14.3%,Rothmans公司的子公司Brinkman股份公司的份额是16.9%。在Morris公司和Rothmans公司合并之前,德国的烟草市场是由5家公司把持着,它们共同的市场份额达到99%。就是说,除了美国和英国两家公司的子公司外,还有另外的三家公司, 它们的市场份额分别为30.15%,27.3%和10%。联邦卡特尔局认为,Morris公司购买了Rothmans公司的股份后,它们在德国烟草市场上的子公司就会合并为一个竞争实体, 从而使该市场由5家企业控制的局面改变为由4家企业控制,这势必更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强度,提高了进入市场的障碍,从而对该合并发出禁令。虽然Morris公司和Rothmans公司对这个决定不服,先后上诉柏林高级州法院和联邦法院,但该案的结果是,Morris公司不得不将其从Rothmans公司购买的股份降低为24.9%,从而使这个股份购买依德国法不属于企业合并之列。1987年,联邦德国认可这个合并对德国市场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而取消了禁令。

2、禁止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联邦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禁止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根据第19条第2款,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是指它们作为一定商品或者服务的供应者或者需求者(1)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者,或者没有实质性的竞争;(2)或者与其竞争者相比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在这里特别要考虑企业的市场份额,财力,进入采购或销售市场的渠道,与其他企业联合的情况,其他企业进入市场时在法律和事实上存在的障碍,德国境内外的企业事实上或者潜在的竞争,企业的供求转向其他商品或者服务的能力以及企业的交易对手选择其他企业作为交易对手的可能性。企业一旦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就得承担特殊的责任,即不得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滥用在这里首先是以剥削和妨碍的形式表现的。例如在价格方面表现为对销售对手或者对消费者的高价盘剥,或者以暂时的低价倾销来妨碍其竞争对手。其他妨碍性的策略还有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市场、垄断运输、垄断销售渠道等等。

一般来说,外国企业或者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不容易取得市场的支配地位,因为东道国政府可以通过其经济或竞争政策来防止这样的事实发生。而且,一旦有这样的事实发生,东道国政府一般也会通过推动国内企业的联合来抗衡跨国公司事实上或潜在的竞争优势。例如,欧洲在60年代末就曾以合并浪潮作为迎接美国跨国企业插足欧洲的挑战。如同控制企业合并一样,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关于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规定也适用于在德国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的外国跨国公司。而且,根据第130条第2款的效果原则,它还适用于在德国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的外国企业,如果它们的滥用行为对国内市场已经或者将要产生限制竞争的影响。

对跨国公司滥用监督的典型案例是联邦卡特尔局1974年关于对Texaco、BP、Shell、Esso、VEBA (ARAL) 等大的石油公司汽油价格的审查案。 审查的背景是1973年10月到1974年春的世界石油危机。这次危机一方面导致汽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另一方面使汽油的市场供应非常紧张,以致在德国甚至多次禁止人们星期天开车出游。然而这次危机并不单单因为石油输出国的政策,在相当的程度上还归因于国际石油康采恩的垄断价格政策。这个期间,在德国经营石油产品的跨国公司的汽油价格每升上涨了14分尼,据说这是与外国姐妹公司的原油和石油加工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相一致的。但同时人们又获悉,这些石油公司的母公司1973年第四季度的利润是上一年同期的3倍。此外,还有消息透露说,当时一桶汽油的成本最高是120马克,但这些公司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却上涨到每桶160马克。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卡特尔局便决定对上述跨国公司进行立案审查,看它们是否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 联邦卡特尔局首先认为,Texaco、Esso、Shell、ARAl 和 BP这五个大的石油康采恩已经共同构成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2条意义上占市场支配地位的寡头垄断集团。因为它们共同在德国石油产品市场上约达到75%的份额,相对于其他小石油公司具于突出的市场地位。卡特尔局还认为,这几个公司事实上也不存在实质性的竞争,因为:第一,它们在过去几个月的价格政策是相同的;第二,1974年年初他们都过大幅度地提高了发动机燃料的价格;第三,德国大多数石油产品销售商挂靠着这五个大公司。在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卡特尔局提出的事实构成是:第一,这些公司的母公司1974年第1季度的利润与成本严重不符;第二,BP公司的供货商一直没有提高其产品的价格,因此BP公司说其成本上涨是没有理由的;第三,与其他石油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相比,汽油的涨价完全是因为市场支配地位而引起的,为此卡特尔局还驳回了这些公司以不同产品混合核算作为汽油大幅度涨价的理由。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联邦卡特尔局向这些企业发出禁止滥用的命令,要求它们将其产品价格降低到合理的水平。这个案子虽然最后不了了之,这一方面是因为柏林高级州法院与联邦卡特尔局对此案有不同的看法, 另一方面是因为石油危机经历的时间不长,石油产品市场很快又恢复了以前竞争的状况,但是,联邦卡特尔局对这些大跨国公司在价格方面严格的监督和管制,毕竟使它们的滥用行为有所收敛,不敢为所欲为,随意涨价。这个例子也说明,反垄断法中关于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监督尤其适用于大的跨国公司,对它们的市场行为可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

3、禁止影响国内市场的国际卡特尔

国际卡特尔与跨国公司关系不大。因为大多数国际卡特尔是由单纯的国内出口企业组成的, 它们在国外一般没有子公司。为了保证和推动产品在国外的销售,这些企业就相互订立协议,商定产品价格,或者分割在进口国的销售市场。跨国公司参加国际卡特尔的情况也是有的,为了扩大销售自己的产品,它们有时就与生产同类产品的其他国家的企业在销售方面达成某些协议。

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6次修订前的第6条第1款规定,单纯的即不影响国内市场的出口卡特尔不受反对限制竞争法的管辖。对国内市场有影响的出口卡特尔,若该影响对保证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必要的,则也可以得到豁免。联邦法院在1973年关于输油管道一案的判决中对“国内影响”的解释是,“从反对限制竞争法保护自由竞争的一般目的出发,对国内的影响必须得以损害国内自由竞争的方式出现。如果非卡特尔的第三方企业在国内生产或者销售的自由受到损害,或者将要受到损害,那就是对国内产生了影响。” 由于德国对出口卡特尔持宽容的态度,大多数出口卡特尔可获得批准。例如,1978年向联邦卡特尔局提出申请的111个出口卡特尔中,104个得到了批准。 1986年,联邦德国共有321个合法的卡特尔,其中出口卡特尔有53个。 德国政府在关于“反对限制竞争法”的草案报告中指出,“许多国家对出口卡特尔没有限制性的规定,若德国限制出口卡特尔,那就是不公平地妨碍德国产品的出口”。 可见德国在当时豁免出口卡特尔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第一是推动出口和实现外汇平衡,第二是国家间“武器平等”的原则。德国出口卡特尔可以享受的豁免待遇通过反对限制竞争法1998年的第6次修订已经被取消了。这一方面是出于德国法与欧共体法相互协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当前世界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然而,当有外国企业参与的国际卡特尔影响到德国国内市场的时候,联邦卡特尔局采取的则是一种毫不留情的态度。这可以通过1970/1972年的焦油染料一案得到说明。1967年8月,德国、英国、瑞士等欧洲主要染料生产商在瑞士的巴赛尔开会,交换生产经验和信息。瑞士的G公司向与会者通告说,其产品价格将从1967年10月16日起上涨8%。其他的企业也接着表态说,他们对染料生产的成本和收益状况也感到很忧虑,因此也在考虑涨价问题。在后来的几周内,这些公司先后发出公告,将其焦油染料价格从67年10月16日起涨价8%。这些企业在德国焦油染料市场上的份额共同占到80%。由于它们从相同的时间起并以相同的幅度涨价,联邦卡特尔局便认定它们之间存在着秘密价格协议,因此向它们征收罚款。在当时,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条意义上的卡特尔同一般民法上的合同一样,仅是指缔约人在相互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因为该案中不能确定当事人之间的要约和承诺,联邦法院便认为不能认定这些企业间存在着合同关系,即卡特尔不能成立。后来,该案提交欧洲法院,欧洲法院依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一款对这些企业征收了数目很大的罚款。法院指出,这些企业分散在欧洲五国,各有着不同的成本和价格构成,因此,如果彼此不存在合作关系,焦油染料便不可能同时在这些国家都涨价。最后,该案以联邦德国卡特尔局的胜诉而结束。

二、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中的冲突

从上述一系列的案例可以看出,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反垄断法对保护竞争,维护国内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以及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对这些具有涉外因素的反垄断案件,特别是对美国Morris烟草公司和英国Rothmans烟草公司的合并案,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是依据“效果原则”行使管辖权的。“效果原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45年的Aluminum一案的判决中所确立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任何发生在美国境外而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精神相抵触的行为,不管行为者的国籍如何,只要该行为对美国的市场竞争发生影响,美国法院对之就有管辖权。 长期以来,美国以“效果原则”为依据,主张对其境外发生的某些反垄断案件有管辖权,这虽然被许多国家视为大国霸权主义,遭到了批判,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又为其他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所效仿。例如,波兰1990年2月24日颁布的反垄断法第1条指出,“该法是规范与由经济主体和他们的行会所为的并在波兰共和国领土上产生影响的垄断行为作斗争的基本原则和程序……”。联邦德国反垄断法权威梅斯特梅克教授对此指出说:“正是坚持市场开放、防止跨国限制竞争的反限制竞争法规才会出现域外适用的效力,这种效力不取决于立法者对之期望或者不期望,规定或者不规定。因此,也谈不到放弃卡特尔法的域外适用。放弃域外适用,国家就不能对企业的行为制定一个有效的规则。”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或者不适用是一国立法主权的事情。然而,反垄断法的域外执行因为要与外国发生关系,在法律上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例如,反垄断执行机构在国外对案件进行调查时,在向国外当事人送达文件时,或其判决或者裁决在国外请求执行时,会遇到许许多多程序上的障碍。这是因为根据国际法上的禁止干预的原则,一个国家不得随意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进行主权行为。

此外,反垄断案件适用效果的原则还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国家间法律和利益上的冲突:第一,以出口卡特尔为例,在一国被视为是限制了竞争从而是严格禁止的行为,有时在行为地国则是被允许的,甚至从该国的经济政策出发是被鼓励的,这就使受害国的判决不可能得到行为地国的协助,从而使之期望落空。现在世界上许多各国从“武器平等 ”的原则出发,在反垄断法中对出口卡特尔作了豁免规定,即只要这种卡特尔不是严重地影响国内的竞争,出口商在对外贸易中就可以采取联合行动,规定对进口国的垄断价格或者分割其国内市场。这种做法当然会引起各国反垄断法的严重冲突和利益的对抗。第二,有时一个限制竞争行为同时会影响到多个国家的市场,根据效果的原则,这多个国家对该行为就都有管辖权。但如果它们的国内法各不相同,法律冲突就不可避免。第三,有些纯粹的国内卡特尔不仅会限制国内市场的竞争,而且还会限制外国的竞争者,例如,日本国内企业间通行的垂直限制竞争就会妨碍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企业进入日本市场,那么,美国法院是否可以这种限制竞争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为由,而对它们行使管辖权呢?第四,如果依效果的原则对第三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美国就势必可以在全世界畅行无阻地出口其反垄断政策和反垄断法,反过来其他国家则不能根据自己的法律来保护本国的利益,这无疑是一国对另一国主权的干预和利益上的严重损害。1955年美国诉瑞士钟表制造商信息中心一案中,瑞士政府就美国法院干预瑞士钟表制造商出口卡特尔的做法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损害了瑞士的经济利益,侵犯了瑞士的主权。 有些国家如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针对美国的效果原则制定了抵制性的法规,禁止本国人向外国法院或当局提供有关反垄断案件的资料或提供其他的帮助,不承认和不执行外国法院对本国公司所作的此类判决。

1967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成员国间就影响国际贸易的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合作的推荐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西方贸易国家间在反垄断领域的合作。例如,在这个推荐意见的基础上,美国在1977年、1982年和1984年分别与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订立了关于限制性商业行为的双边合作协定。1991年9月,美国与欧洲共同体订立的反垄断政策合作协定是这方面迄今最引人注目的合作。它除了类似其他的合作协议将相互通告信息和协商作为合作和避免冲突的重要措施外,还在以下方面进行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合作:第一,对双方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必要情况下可联合审理;第二,一方可要求另一方制裁损害了本国出口商同时也违反对方竞争法和损害对方国家消费者利益的限制竞争行为;第三,一方在适用法律时,采取的手段和措施须考虑另一国的利益。 在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一些国家也逐步改变了过去对其他国家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一味抵制的态度,制定了这方面相互援助的法规,从法律上提供在一定情况下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例如,澳大利亚在1992年颁布了商业管制相互援助法。根据这个法规,澳大利亚当局可以为刑事诉讼的目的向外国当局提供信息或者与外国当局交换情报,在决定是否与外国当局合作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的利益、国际礼让和所提供信息的使用目的。

然而,迄今为止在反垄断领域的国际合作只是以双边条约或者有关国家的自愿为前提条件的,合作的范围极为有限,这就与达成世界范围内的合作和协调的目标还相差很远。另一方面,因各国的竞争政策和反垄断立法的目标各不相同,反垄断法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这些合作除了在一定范围内相互交换信息或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调解外,并不能避免各国在这个领域的法律冲突。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近年来一些反垄断学者极力主张制定一部对参与世界贸易的大多数国家均有约束力的国际反垄断法典。1993年7月,以联邦德国和美国反垄断法专家为首组成的国际反垄断法典工作小组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长提交了一个国际反垄断法典草案,期望它能够通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多边贸易协定。 这个草案共有21条。在实体法上对横向和垂直限制竞争、控制经济集中和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作了规定。草案第2条第2款(a)项规定了最低标准的原则。即缔约国虽然在立法上有一定的自主权,但不得放弃在竞争法上被视为本质的内容。按照这个原则,缔约国除了执行最低标准外,还可执行更严格的竞争政策。然而,执行宽松竞争政策的国家,则必须受这个最低标准的约束。这就保证缔约国对国际竞争能给予相同的和最低标准的保护。第2条第2款(b)项规定了国民待遇的原则。即缔约国对单纯国内的限制竞争行为所适用的所有规则和原则均立即且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的跨国案件。这个原则的结果是,缔约国就同一类型的限制竞争行为,不得对外国竞争者采取较国内企业更为严厉的制裁。同时,国内企业的某些行为若被视为有利于竞争,外国竞争者的相同行为就不得被视为限制竞争。这个原则可以有效避免缔约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中所产生的法律冲突。

建立国际反垄断法并非是今日才提出的主张,早在1947年和1948年间在哈瓦那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上通过的世界贸易组织宪章〔或称哈瓦那宪章〕第5章就对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作出规定。它指出,“缔约国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并与本组织合作,管制国际贸易中限制竞争的商业惯例,如分割市场或增强垄断势力,而不管它们是由私人企业还是由国营企业所为。”1980年12月,联合国还通过了“一套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要求各国按照这个原则和规则来制定和适用自己的法律,在法律适用中与其他国家合作,并要求跨国企业重视它们所处国家的竞争法。此外,这个“原则和规则”还提出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原则,如禁止国际卡特尔,禁止妨碍进入市场,禁止谋求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限制竞争的一个普遍的例外规定是要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谁有92年丰田大霸王的发动机配置参数,告诉我啊,重谢

基本信息?

款式名称?普瑞维亚2.4-AT?

出厂时间?1992?

车型年款?199201?

排放标准?

车身参数?

车体形式?两厢?长/宽/高(mm)?4750/1801/1781?

前/后轮距(mm)?1560/1549?前/后悬长度(mm)?

轴距(mm)?2860?风阻系数(cd)?

整备质量(kg)?1621?最大总质量(kg)?2450?

油箱容积(l)?

行李箱容积(l)?最大行李箱容积(l)?671?

车门数(含后车门)?4?乘员数(含驾驶员)?5?

接近角(°)?离去角(°)?

发动机参数?

发动机重要技术?

发动机描述?

发动机型号?发动机生产厂家?

升功率(kw/l)?39.79?综合油耗(L/100km)?11?

压缩比?缸径(mm)?

行程(mm)?缸盖材料?铸铁?

每缸气门数?缸体材料?铝合金?

最大功率(kw(ps)/rpm)?97(132)/5000?最大扭矩(n.m/rpm)?204/4000?

燃料类型标号?无铅汽油93#?燃油供给方式?多点电喷?

排气量(ml)?2438?气缸数?4?

发动机放置方向?直列?发动机放置位置?前置?

进气方式?自然进气?冷却系统?水冷?

底盘参数?

变速器形式?4档?自动?排档方式?地排?

驱动方式?后驱?转向系统?助力转向?

前悬架?后悬架?

前制动?盘式?后制动?毂式?

变速器名称?整车平台?

前轮胎规格?215/65HR15?后轮胎规格?215/65HR15?

备胎规格?215/65HR15?备胎轮毂材料?铝合金?

前轮毂材料?铝合金?后轮毂材料?铝合金?

驱动轮胎宽度(mm)?215?驱动轮胎扁平比(%)?65?

驱动轮胎负荷指数?驱动轮胎速度级别?

驱动轮毂直径(英寸)?15?备胎数量?1?

行驶参数?

最高车速(km/h)?175?0-100km/h加速时间(s)?11.5

3月29人民大会堂对杨善州事迹报告会

1992年,林场建起了砖瓦房,职工们首先想到了杨善洲,可他活不住,他说:“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最后硬是把房子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自己仍住在油毛毡棚里,一住就是9年,直到全部人搬进了砖瓦房。

没有路,他们往山上运苗子和物资都是马驮人扛,杨善洲常常一边赶着马,一边挑副担子,在山里一走就是大半天。

1990年,杨善洲跑到省上要了一笔钱,林场开始修路。有人主张请专业设计部门来做公路规划,他不同意:“林场现在没有多少钱,有钱也得用来买树苗呀,我们自己干!”他找来一些仪器,每天背上一袋干粮出去测量,常常天不亮出发,摸黑回来,14公里的山路,不知跑了多少趟,哪里有个窝窝,哪里有块石头,一清二楚。最后,全部路修下来,平均每公里只花了不到1万元钱。

买树苗资金不足,杨善洲就经常提个口袋下山到镇里和县城的大街上去捡别人吃果子后随手扔掉的果核,桃核、梨核、龙眼核、芒果核……有什么捡什么,放在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用马驮上山。他说:“捡果核不出成本,省一分是一分。”

每年的端阳花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杨善洲就发动全场职工,一起到街上捡果核,成了花市上一道“另类”风景。

有认识他的人说:“你一个地委书记,在大街上捡果核,多不光彩。”他说:“我这么弯弯腰,林场就有苗育了。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

不过,在大街上看到父亲捡果核的女儿老二老三感到不光彩了,劝他不要再捡。他说:“是不是你们觉得丢面子了?不要老想着你们的父亲是个地委书记,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你们感觉我给你们丢面子了,那以后不要说我杨善洲是你们的父亲!”两个女儿流下泪水:“爸爸,我们错了……”

有一次,捡果核,杨善洲不小心撞到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小伙子恼了,张口就是粗话,有人赶忙把他拉一边,告诉他老人是原来的地委书记,捡果核造林呢。他惊得半天没吭声,转过身说了一句:“这样的官?我服了!”

如今,杨善洲捡回来的果核,已成为大亮山上郁郁葱葱的果林。

杨善洲还常背个粪箕到村寨路上捡骡马粪猪粪,给树苗做底肥;到垃圾箱里捡纸杯、碗装方便面的外壳,当营养袋,培育“百日苗”;坐长途车颠簸几百里,从怒江引来红豆杉,从大理引进梨树苗。那年,栽树季节,他牵着马去昌宁买树苗,为了能及时把苗子栽上,他赶着马连夜往回返,足足一天。

为种树造林,杨善洲倾注了多少心血与艰辛,大亮山知道,每一棵树知道,每一片绿荫知道……

1999年,杨善洲在山上用砍刀修理树杈时,一脚踩到青苔上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很多人都想,老书记可以留在山下好好休息了。可半年后,他拄着拐棍,又走进了大亮山。

有人说,何必自讨苦吃?

杨善洲回答:“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如果说***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

22载辛勤耕耘,大亮山重新披上了绿装: 5.6万亩人工造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

一辈子的生命坐标,心永远贴在群众的脉搏上

在保山,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杨善洲的“经典段子”。

一天,施甸大街上一个赶马人想钉马掌,无人帮助,难以操作。见一乡下模样的人走来,忙说:“兄弟,帮个忙!”“干啥?”“帮我端马脚钉马掌。”“好!”那人用两手端起马脚,双腿前弓后蹬,用膝盖撑住,赶马人又割又钉,一阵忙活,半个小时,马掌钉好,那人拍拍手和裤上的灰走了。一个过路人问赶马人:“你可知道帮你钉马掌的是哪位?”“不知道。”“施甸县委书记杨善洲。”赶马人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

施甸县城边一段公路上石工们正砌一座涵洞,工地上一片打石声。一个年轻石工技术不熟,手上有点不听使唤,忽闻旁边有人说:“钎子要捏紧,下锤使点劲。”他有点不耐烦,脱口说:“有本事,你打我瞧瞧!”那人拿过工具,叮叮当当,一会儿工夫,一块漂亮的芝麻形花纹石头打成了。年轻人不好意思地咬咬嘴唇。那人走了,有人告诉他,教你打石的是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杨善洲从20多岁起担任县领导直至地委书记,他始终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众之中。

他很少呆在地委机关,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顶个草帽,穿双草鞋,随身带着锄头、镰刀等各种农具,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哪块地里的草长高了就锄两把。地里看过了,群众访问过了,这才到乡上县上。他说:“与群众一起劳动,了解到的基层情况最真实。”

保山有5个县,99个乡,每一个乡都留下了杨善洲的脚印。龙陵县木城乡地处中缅边境,不通公路,是最远的一个乡,很少有领导去。杨善洲上任不久,便徒步4天,进了木城乡。

在一间破旧的茅舍前,一位农民把他引进屋。一张用竹竿捆扎的床,一张草席,火塘旁放着一只破瓦罐,杨善洲把手伸进瓦罐,抓出一把干瘪的包谷。他走到那位农民面前:“老乡,对不起,我没有当好这个地委书记……”

当夜,杨善洲召开乡干部会议,他说:“我得先做检讨,你们这里的山是荒着的,地是闲着的,人的肚子是瘪着的,袋子里是空着的,我没尽到责任。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帮助父老姐妹铲除贫穷的根子,让他们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第二天,他从木城出发,又徒步3天,跑遍了周围的几个乡,十几天后,保山地委做出了改变边境贫困乡村面貌的实施方案。

杨善洲常对地委一班人说:“我们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只要还有贫困和落后,我们就应该一天也不安宁!”

不安宁,成为杨善洲烧在心头的一把火,为了群众能过上好日子,他一刻也不安宁。

“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这是早年流传在保山地区的顺口溜。由于保山地区山区面积占91.79%,土壤贫瘠、种植方式落后、农田水利设施薄弱,农业产量在解放初期很低。

杨善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们是党的干部,如果老百姓饿肚子,我们就失职了!”

他专门在保场乡种了半亩粳稻试验田,试验“三岔九垄”插秧法。一亩地可以提高产量三四百斤。为让群众熟练掌握这一种植技术,他常年跑田间地头,亲自示范推广。

1982年的插秧季节,龙陵县平达乡河尾村的几个农民正在地里忙活。

一个农民打扮的老者走了过来:“你们插秧的方法不对,村干部没跟你们讲‘三岔九垄’插秧法吗?”

农民们以为他是路过的农民,没好气地答:“你会栽你来栽嘛!”

杨善洲二话不说,卷起裤脚就下了田,一边讲一边示范。插秧是倒着插,越往后插得越快,农民们惊奇地发现,很快他就跑到最后去了。

直到现在,保山当地群众插秧还用这个“三岔九垄”。他还种了“坡地改梯田”、“改条田”、改籼稻为粳稻等各种试验田。1978年至1981年,保山的水稻单产在全省一直排第一,1980年,全国农业会议在保山召开,保山获得“滇西粮仓”的美誉,杨善洲则被人们称作“粮书记”。

毋庸回避,杨善洲也不是事事都看得准。他也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落后于农村改革的实践。但当他一旦了解到群众的意愿,便会义无返顾地为之奋斗。

一辈子的精神品格,用手中权力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

1985年,保山地委建办公大楼,第一层已经建起,这时,昌宁金华乡发生水灾。杨善洲立即赶往灾区,看到老百姓受灾严重,十分难过,回到保山,命令办公大楼在建项目马上停工,把资金拿来救灾。有人想不通,认为可以从其他地方调动资金。杨善洲激动地说:“如果眼看着人民群众在受苦,我们却安逸地坐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大楼里,悠闲地办公,你不觉得有愧吗?”

在杨善洲的心里,对人民群众永远怀着一种谦卑与敬重,他们真正是主人,他是公仆。

公仆如牛。杨善洲说:“我就要俯首甘为孺子牛!”

他下乡,总像一个三人战斗小组,司机、秘书,一辆212吉普,其他随员一个不要。上路,直奔田头。

碰上饭点,老百姓吃什么,他吃什么,吃完结账,绝无例外。

有一次,在龙陵县调研,结束时,三人在县委食堂吃了一顿饭,一碗白菜,一碗蒜苗,一碗酸菜炒肉,外加一碗萝卜汤,一共6.5元。秘书去结账,县委书记推辞:“菜很简单,我用我的伙食费去冲抵就行了。”

回保山路上,杨善洲突然问起吃饭是否结账,秘书如实相告。

“停车,你立刻搭班车回去结账!”他的口气不容商量。

秘书只好下车,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回去结了那6.5元的伙食费,可他在路上来回的车票、住宿却花了33.5元。他一路都在想,这就好像用一只鸡去换一只鸡蛋。

回到保山,一连几天,他想着最后全部由老书记掏钱结的这笔花费,忍不住脱口而出:“为了6块多,你又花上33块多,值不值?”

杨善洲接口道:“账不能这么算。领导机关的人不能占基层便宜!”

他岂止是不占便宜。

当时,机关的同志下乡每天有4毛钱补贴,20多年里,杨善洲一大半时间都在乡下跑,却从没拿过一天的补贴。他说:“和群众比,我有一份工资,已经很好了。”

有一个给他当了两年半秘书的同志坚持每次下乡后都把书记的补贴办好,开了存折存起来。杨善洲知道了,没吱声。1978年,他在大官市果林基地听说当地群众搞林业多种经济想养蜜蜂,但没钱买蜂箱蜂种,一下子想到了秘书帮他存的出差费,一问,竟有400多元,他高兴得很:“这下解决大问题了,把它全部给他们买板子打蜂箱,把蜜蜂养起来!”

杨善洲用钱“散”是出了名的。走到哪里,看到困难的人家缺衣少被,遇上哪个群众买种子、买牲口少钱,他就从自己兜里往外掏。有人劝他不必,他说:“我是这里的书记,老百姓有困难,我能看着不管吗?”

用钱“散”的杨善洲,自己的生活却“抠”得很。

他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木板床,床上一个草垫子和草席;穿的总是一身发了白的灰色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喜欢抽烟,还舍不得抽纸烟,天天一包烟叶子一支烟斗带在身边。他走到哪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干部,曾经闹出几次去宾馆开会被服务员挡在门外的笑话。

杨善洲更“抠”的是,他绝不允许自己占公家一丁点便宜。

他的家在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离保山有100多公里。他回家从来没用过一次公车,都是自己买车票坐班车回到施甸县城,往下的路当时不通车,他就徒步走回到大柳水村。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车!”

1984年一个星期天,杨善洲回家后,与三女儿杨惠琴一起回保山,突然天降大雨,淋得没法走,他们就到一旁的姚关镇政府躲雨,镇委书记说:“老书记,我和县上联系,来接你。”他说:“接什么接,我们躲一下,等雨停了就走。”

父女俩躲了一阵,见雨不停,就打着雨伞走了。区委书记赶忙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县委办公室主任深知老书记的脾气,专门派车,他肯定不坐。于是,他想了个主意。

驾驶员小李按吩咐,开车沿大路朝老书记驶去,碰面时不停车,开过几公里后再折回来,赶上他们,大声招呼:“老书记,去哪里?是去施甸吗?我刚办完事,正好捎上你们一脚!” 杨善洲没想到他们的招数,确信是偶尔相遇,这才和女儿一起上了车。到了施甸,父女俩买上车票回到保山。

杨善洲的二女儿杨惠兰是乡里的民办老师,那年考地区中专差一分落榜,他拍着女儿的肩头说:“别难过,明年再考。”女儿问:“爸爸,要是明年还考不上,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他严肃地回答:“不行!我没这个权力。”后来女儿考上了公办教师。为此,县里特别叮嘱杨善洲的秘书:“请你一定要告诉老书记,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和我们没关系。”

在杨善洲眼里,权力是人民的,他只是为人民来行使,行使的标准,就看符合不符合人民的利益。

有一年,他的一位老相识从外地回来分配到公社工作,老相识找到他,希望帮忙转到城区。杨善洲说:“为什么首先考虑的不是工作而是个人利益?这是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的,你应该去报到,以后有困难再研究。”

在回地委的路上,杨善洲对秘书说:“地委是党的机关,要告诉机关所有的干部,不能为那些只图个人利益的人开方便之门。”

回到地委,一位亲戚早已在屋里等候:“大哥,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把我爱人和小海从乡下调进城里吧。就求你这一次……” 杨善洲笑了:“我这个***的干部可真不好当,办私事的都把我给包围了……”他对这位亲戚说:“我手中是有权力,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

多少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但他的“前门”总是敞开的。地区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农村,家里比较困难,杨善洲在地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干部我们要主动关心他,尽快解决他的困难。不光是他,也要注意解决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

群众说:“老书记‘后门’上的那把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

一辈子的为官情怀,宁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与群众一道,承担起通往幸福生活路途上最后的艰难

环抱在山洼洼里的大柳水村,是杨善洲这辈子从未起过根的家。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20岁就成了这一带有名的石匠。后来,在这里娶了媳妇成了家。又后来,他跟着***的土改工作队走了。

然而,对于这个家庭,走出的男人身份的改变,丝毫没有影响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一家人的人生轨迹。他们和大山里每一个农民一样,至今依然过着地里刨食、山上找钱的艰辛生活。

看过去很普通的几间砖瓦房,是2008年才建起的。村里人说,他们家原先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

1967年,老房子破得挺不住,一到下雨,满处漏水。妻子张玉珍看着婆婆和娃娃在雨水中躲来躲去,无奈之下去了保山,找到当家的说了家中的难。杨善洲听了,半晌无语,摸遍全身,找出仅有的30元钱:“你先拿这些钱去姚关镇买几个瓦罐,哪里漏就先接一下,暂时艰苦一下。”

妻子回到家里,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爹爹确实没办法,他很穷,我们以后再也不能给他添麻烦了,家里的日子我们先凑合着过吧。”

多少艰难困苦,张玉珍靠着山里女人石头一般的坚韧挺了过来。

3个娃子上学,当家的捎回的钱不够,一到秋天,她就每天跑十几里山路去采野果子,背到集市上去卖,一背篓能卖2元钱。

1986年,姚关镇一个年轻的副乡长到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老母亲、老伴、孩子一家人正在吃包谷饭,家里粮食不够吃,很难过,赶快让乡民政送来两袋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立刻让家人把两袋粮送回去,并狠狠批评了那位副乡长:“很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要接济就应该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群众。大家都在穷,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

早在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就提出把他的妻子孩子转成城镇户口,他谢绝了。

杨善洲担任保山地委书记后,按照上级有关政策,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母亲、爱人和不满16岁的儿女可以“农转非”,可他却把申请表格压在抽屉里一直不办。他说:“大家都来吃居民粮,谁来种庄稼?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愿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1988年,家里人想在施甸县城附近建个房,为他下山进城办事方便,家里人也可多照顾他。他同意了,心底里更多是为弥补多年来对家人的愧疚。于是儿女先借下5万元钱,买了地,盖了房。老伴找到他:“能不能凑点钱,帮娃娃们还还账?”

杨善洲东拼西凑只凑到9600元。老伴问:“9600块,能还5万?”账还不上了,为了不拖累儿女们,杨善洲做主,房子还没住就卖了。

这件事在保山广为流传,人们编成了顺口溜:“施甸有个杨老汉,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

杨善洲的根,就这样永远留在了大柳水村。

每当有人问起张玉珍老人:“你当家的是‘大官’,你一家子怎么还过得这么苦?”

老人总会平静如水地说:“他当官是为国家当,又不是为我们家当。”

也有人问过杨善洲,作为一个儿子、丈夫、父亲,你对家人有愧疚吗?

他点点头,低声地说出两句话:“自古忠孝难两全,家国难兼顾啊!”那一刻,他眼里有泪。

这个秉性忠厚质朴的山里人,何曾没有一腔儿女之情?!

母亲早年守寡,他是母亲的孝子。每年,他都会花钱从保山买一包补药,煨给母亲吃几天。地委的人都知道,只要书记老家来信说是母亲病了,他一定回去。母亲89岁那年,他回去探望,原打算第二天就走,看到老人家病重在身,便留下来,日夜侍奉,整整住了9天。这是他离家几十年中,回来住得最长的一次。老母亲是在他的怀里去世的,他抱着母亲的头失声痛哭:“娘,不是儿子心肠硬,只因为您儿子是人民的干部!”

他疼爱妻子。每次回家,哪怕住一晚,他都会下地,把要做的农活做了,把家里的水缸挑满了。逢年过节,总记得扯几尺女人家喜欢的花布。他23岁娶了她,那会儿穷,没给她点什么物件。他出去了,可这事一直没忘。直到1997年,他省吃俭用攒下500块钱,塞到她手上:“替我给你买个戒指吧。”

他是慈祥的父亲。3个女儿都是他给起的名——惠菊、惠兰、惠琴,爱树爱花的父亲,把女儿们在自己心里种成了三棵美丽的花。每次回家,他都会从粗大的手掌里给娃娃们变出几块糖,几个果子,然后拉着她们的小手一块下地干活。惠兰总忘不了,有一次爹爹给她梳头,扎的两根小辫子就像两只小牛角。

杨善洲这一辈子,是带着他的家人和他一起担当起一种胸怀,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他心疼家人,但是,看着更多的还在艰难中的群众,他别无选择。

一辈子天高地阔的豪情,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杨善洲病了。他得了肺癌。尽管家人瞒着他,他心里明白,这一回,是过不去了。

其实,对于亡,他并不在乎。重要的不是,重要的是如何生。他欣慰,这一辈子选择了自己想过的生活,即使在人生最后的年月,他依然没有愧对自己的心。

作为大亮山5万多亩林场的指挥长,他除了拿自己退休后的一份退休金,在林场拒绝拿一分钱工资,只接受每个月70元钱的生活补贴,后来随物价水平,涨到了100元。林场曾多次要给他一个月500元补助,他总是一句话顶回去:“我上山是来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不仅不要钱,他还倒贴钱。

他下乡、出差都是自己掏腰包,22年里,他在林场从没开过一张发票,没报过一张单子。

按照保山当地政策,引进资金可以有5%—10%的提成,按这个额度计算,杨善洲这些年前前后后引进的资金应该有40万元的提成,他从来没要过一分钱。他说:“拿工资就要干活,引进项目是本分,怎好意思提成!”

上级部门考虑他年纪大,上山下山不容易,给他配了一辆吉普车,他还是老规矩,私事不用公车,用了就要交钱。他老伴去医院看病,用了4次车,他一共交了370元的汽油钱。

1993年,杨善洲的孙子到大亮山林场打工,后来受不了山上的艰苦想去外地。按当初他和林场的签约,干不满5年违约要交罚金。林场的人找到杨善洲,为他孙子说情,孩子年少,罚金就算了。他一口咬:“皇帝的儿子也不行!违约不处罚,以后还怎么管?”后来硬是盯着场里罚了他孙子300元违约金。

对自己和家人严上加严的杨善洲,对林场职工关怀备至。有一个工人得了肝硬化,大量腹水,生命垂危。他一家子都在农村,拿不出钱医治,家人边哭边为他准备后事。杨善洲得知后,连夜赶到县城医院,找到医生说:“我们这个工人够苦了,没享过一天福。你们要全力抢救,只要对病人有用,要什么药就尽快去调,医药费,我负责!”医院第二天调来了特效进口药,工人的命保住了。杨善洲去医院探望他,这位工人抓住老人的手,泪落如雨。

有人曾问,杨善洲凭了什么能拢住十几个铁杆追随者,在一片荒山秃岭上造出这么大一片森林?

再后来,他走出家门,成为***的一员,懂得了***的理想与信仰,他的心一下子变大了,认下一条道,这一辈子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她懂他。病床边起身,她轻轻留下一句话:“病好了,就回家……”

他终于要回家了。

这之前,他在林场房前仔细种下一棵玉兰花,这是万千花中他最喜欢的花。玉兰花在当地称 “报恩花”,他说,这棵花是我对家人最后的表达了。

这之前,他给林场4棵雪松仔细培了土,这是他当年上山时带上来的4株小盆景,如今已在大亮山上扎下根,苍翠挺拔。他说:“***人就要做雪松。” 2010年10月10日,杨善洲告别人世。他留下话:不开追悼会,不办丧事,遗体火化,如果我的亲朋好友和家属子女想念,就到雪松树下坐一坐吧……

这是大亮山最悲伤的秋天,层林如挽,长风当泣……

成千上万的百姓扶老携幼,涌出家门,为他们的老书记送行……

“一尘不染香到骨,两袖清风昭汗青”……哀思如潮,挽联如织。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

这首歌唱遍了整个大亮山。

新华时评:一辈子坚守***人的精神家园

新华网昆明1月29日电(记者张严平 杨跃萍)云南省保山原地委书记杨善洲,担任地、县主要领导30多年,心血倾注于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却没为家里盖上一间像样的房子,没让妻子和孩子“农转非”。退休后,历尽艰辛植树造林22年,并把林场无偿移交给国家。这样的境界,无愧于***人四个字。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杨善洲一辈子奉献的写照。他一辈子用实际行动坚守***人的精神家园: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淡泊名利、地位,公而忘私、廉洁奉公。这样的人生,是光明磊落的。

一辈子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党的利益就是群众利益,心时刻贴在群众的脉搏上,倾听了解群众的疾苦,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工作的终极目标是群众的利益,而非个人私利;工作不变的方向是群众的需求,而非做给“上级看”,切切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这样的利益观,令人敬佩。

一辈子淡泊名利、地位。不计个人得失,带头苦干实干,始终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求实名而不务虚名,求百姓口碑而不争风头功名,求长远之名而不追求眼前之名,脚踏实地多做贡献。这样的名利观,催人奋进。

一辈子公而忘私、廉洁奉公。对人民群众怀着一种谦卑与敬重,手中的权力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不搞特殊化,行使权力以符合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标准。“后门”上的那把锁是没有钥匙的,但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揣了一大串。这样的群众观,必定得到群众的拥护。

而立之年的Viper,等着你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1990年代初期,这个世界并不缺少大马力的跑车,但是道奇忽视了它们的存在。这个克莱斯勒旗下的品牌并没有打造一台以雪佛兰Corvette为基准、复制本田NSX的人体工程学、将法拉利设计美国化的车,它汇集了卡罗尔·谢尔比的赛车经验、汤姆·盖尔的设计、Ram皮卡的V10发动机以及兰博基尼的工程魔法,最终打造出了一台对无法控制它的人毫不留情的美式高性能跑车。

道奇或者克莱斯勒为什么要打造?Viper?这样一款传奇跑车是怎么从诞生到兴起?从巅峰到没落?最终又是因为什么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把时光拉回到60年前。

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其实道奇并不缺大马力的车,Charger是当时新推出的能够合法上路的功率最大的车型之一。不过到了1980年代,道奇的产品线主要由前轮驱动的车型组成,这让对速度有很大追求的驾驶者非常不满。更糟糕的是,这些车型对公司的形象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此时,高管们认为公司迫切需要一款全新的车型,一台能够带着光环的速度机器。

鲍勃·鲁茨,这位直言不讳、当时的克莱斯勒运营总裁,梦想着能够对1960年代在赛场上取得过无数辉煌的AC?Cobra进行现代化的诠释。他设想了一种简单的架构,两个座位、大马力、设计激进,用尽可能多的现有组件来控制成本。他找到了卡罗尔·谢尔比和当时克莱斯勒的老板李·艾科卡,项目最后被开启了绿灯。

秘密研发工作于1988年开始,一年之后的底特律车展上,Viper?RT/10概念车的亮相震惊了世界。宽大低矮、没有车顶的它看起来无与伦比,赢得了汽车爱好者们的强烈响应,艾科卡指示鲁茨组建团队尽快将其量产。

两年之后的印第安纳波利斯500大赛上,卡罗尔·谢尔比驾驶着Viper?RT/10的量产版向世人宣告这款跑车的问世,新车于1992年初开始向美国客户交付。Viper由汤姆·盖尔设计,量产车几乎没有对概念车进行什么改动,整车的比例,无车顶、侧排气、塑料车窗、隐藏式开门把手的设计全部被保留。

最初道奇打造的原型车搭载的是V8发动机,但是最终决定坚持使用V10发动机。可是Ram皮卡的铸铁V10发动机实在是太重了,动力也无法满足需求。当时克莱斯勒拥有兰博基尼,后者为其改进了铝制的V10发动机,减重的同时也满足了Viper的动力需求。8.0升V10自然吸气发动机可以输出400马力,匹配6速手动变速箱,后轮驱动,4.6秒内就可以完成0-96公里/小时的加速,最高车速265公里/小时。由于并没有配备像ABS这样基本的电子辅助装置,Viper很快就有了对驾驶者毫不留情的声誉。

1992年开始销售的时候,一辆Viper的起售价是5万美元,按照当下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32.9万元,第一个完整年的销量为1396辆。

1995年开始生产的第二代Viper,发动机功率提升到了415马力,排气的位置改为了传统的尾部,铝制的悬架组件减轻了簧下质量,用户可以花钱选装可以拆除的硬顶,第一代车型只有软顶或者根本就没有车顶。敞篷版的起售价为5.86万美元,硬顶版的起售价为6.6万美元,按照当下的汇率计算分别折合人民币38.6万元和43.4万元。第二代车型还衍生出了GTS版本,发动机功率被提升到450马力。

在第二代车型的产品周期里,Viper踏上了勒芒24小时耐力赛的赛场,GTS-R赛车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1998年,它击败保时捷911?GT2拿到了LMGT2组别的冠亚军。1999年,Viper?GTS-R再次战胜了911?GT2,LMGTS组别的前六名被其包揽。2000年,Corvette加入了Viper和911的战斗。即便如此,Viper?GTS-R依然是LMGTS组别的冠亚军。同年,Viper赛车还赢得了戴通纳24小时耐力赛的全场冠军。

辉煌之后,道奇用GTS-R的名字命名了之后的一款概念车,它首次亮相于2000年。由于采用了赛车的套件,GTS-R概念车比量产的Viper更矮、更宽、更长。当时有很多人期待着这款勒芒赛车规格的Viper能够合法上路,可惜事与愿违,GTS-R概念车仅作为第三代Viper的预览。

第三代Viper亮相于2002年,发动机的排量从8.0升增加到了8.3升,最大功率提升到了500马力,继续匹配6速手动变速箱。由于新车得到了上百公斤的减重,再加上动力的增加,0-96公里/小时加速时间缩短到了3.8秒。初期只销售敞篷版,当时的起售价为8万美元,按照当下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52.6万元。三年之后,最大功率510马力的硬顶版开始生产。在第三代车型的产品周期内,Viper做出了车型系列全年销量的巅峰,2003年共售出了2103辆。

2007年,第四代Viper的发动机排量进一步增加到了8.4升,成为了二战之后排量最大的量产汽车发动机,最大功率也提升到了600马力。同时提供硬顶版和敞篷版,硬核发烧者还能买到拥有更轻车重和更大下压力的ACR版本。这一代车型的起售价为8.6万美元,按照当下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56.6万元。道奇还提供不能合法上路的ACR-X版本,拥有640马力。可是,单凭大马力并不能让公司生存下去。

Viper这样的车型,研发和制造成本都是极高的。2009年克莱斯勒申请破产时,这些都是资产负债表上大大的红字。经济危机和高汽油价格让Viper在2009年的销量仅为482辆,道奇的老板拉尔夫·吉尔宣布Viper将于2010年夏天结束生产,不过他暗示Viper迟早有一天会回来。

他没有食言。2012年,第五代Viper开始生产,尽管它不再隶属于道奇,而是被放到了克莱斯勒新成立的街道和赛车技术部门SRT旗下。设计沿袭自第四代车型,发动机也同样如此。但它变得更复杂了,加入了可以触摸控制的信息娱乐屏幕。为了符合美国的安全法规,还勉强加入了电子稳定系统。标准版车型起售价97395美元,增加了可调悬架的GTS版车型起售价120395美元,按照当下的汇率计算分别折合人民币64.1万元和79.2万元。2014年,克莱斯勒取消了SRT部门,Viper回归了道奇,发动机功率增加到了645马力。

Viper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竭尽全力地让它尽可能地保持基本纯粹并且远离数字化和电子化,这种迷恋让Viper一步步走向了离开世界的悬崖。2015年,道奇确认了Viper将在2017年停产的计划,还宣布将关闭底特律的Conner?Avenue工厂,那里有80名员工手工打造Viper。第五代车型的年销量从来没有突破过1000辆,2015年的年销量只有676辆。Viper的停产比原本的计划要早,因为它缺少2018年美国安全法规强制要求的侧气帘,道奇并不想花钱升级产品周期即将走完的车型。

2017年,道奇推出了五款限量的Viper以纪念车型进入市场25周年以及在市的最后一年。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28?Edition?ACR、GTS-R?Commemorative?Edition?ACR、VoooDoo?II?Edition?ACR、Snakeskin?Edition?GTC、Dealer?Edition?ACR,每款车都有独特的涂装,但是并没有特别的动力升级。

最后一辆被生产出来的Viper是红色车漆,内饰为黑色的Alcantara材质。最后一辆Viper和最后一辆Challenger?Hellcat?Demon被打包拍卖,一位匿名收藏家为这两辆车支付了100万美元,按照当下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657.9万元,道奇将款项捐给了慈善机构United?Way。

从1991年开始生产到2017年停产,26年间道奇共生产了超过3万辆Viper,第一代7800辆、第二代9200辆、第三代8000辆、第四代2700辆、第五代2500辆,大概是这样的数字。在第五代车型结束生产之后,人们就开始猜测它再次回归世界的可能性,更有消息指出第六代车型将在2019年底特律车展亮相。然而,车展来了,Viper却没有来。

像Viper这样的车,确实是不适合这个时代。可这并不影响它是一辆好车,一辆有性格的跑车,一辆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式跑车。适者生存,不适且不愿适者只有离开。这样的遗憾到底是谁的错?这是一个很复杂也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甚至讨论对错的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如果问我的话,我不爱这个时代,我爱Viper。

1991年,是Viper开始生产的年份,也是我出生的年份。在并不算长的历史中,Viper一直迷恋着最初的美好。即便法律法规再严苛,就算销量一跌再跌,它也依然坚持自我,不甘任人摆布,不愿沦为平庸。这就是我一直爱着Viper的理由,也是我一直想要驾驶它的原因。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的士系何时引进香港

五、六十年代主要都系用欧洲车,有摩利士 (Morris) Oxford、平治200D火水灯 (W115) 及之前两代(圆灯及车尾两侧起角那款及一款较圆浑的型号,天星小轮当时有一批这款平治的士)。 到六十年代后期,日本车开始打入的士巿场,最初有1968年款的日产Cedric 130系列,然后到1971年的230系,即行内俗称的“大箩柚”;这个时期平治开始退出的士巿场,而Morris由于是汽油引擎及车身较细小的关系,在六十年代已没有再输入并很快已在巿面上消失。1975年Cedric推出330系列,行内称为“大白鲨”;1979年推出430,俗称“火柴盒”,这代开始,内笼由黑色转为深蓝色。由130至430系列,日产的士一律配用2

164cc的四汽缸柴油引擎,最大马力为64匹。 1983年,日产推出Y30系列取代430,行内称为“番碱盒”,开始配用改大容积至2

289cc的新引擎;1987年转款为Y31,并提供普通版(圆灯及全手搅车窗)及豪华版(石英大灯、驾驶位及左后门有电窗)两种;1991年Cedric Y32私家车与的士车身开始分家,的士版即目前在街上所见的“行运通”石油气的士那款,但早期是配用与Y31相同的黑色泵把,及配用再加大容积的2

500cc柴油引擎,马力有69匹;大约1994至1995年左右,引擎进一步加大至2

700cc,马力约为75匹;这款车车尾并印有2.7字样,以资识别。 1997年,日产代理合诚汽车引入共十五辆石油气样版的士来港,其中十部是九四年在日本落地行走的二手车,目的是用作试验已用了数年的石油气的士的用途,其中一部已变身成为绿的,目前仍在行走;另外有五部全新车,而新车则有跟车身同色的泵把及新款的鬼面罩及尾灯,石油气的士引擎为1

998cc,马力有85匹。可惜的是,日产的士在去年尾已停产,故此日产的士在中国香港已划上了句号。 至于丰田的士是1979年开始引入,最早期的是LS90系,特点是四圆灯设计,配2

188cc四汽缸柴油引擎,马力66匹;1980年推出LS110系,分前、后期,前期是四盏方灯、配米**内笼,后期改配石英大灯,灰色内笼,引擎仍使用2

188cc的L系,1983年并特别为一位伤残的士司机设计一部配用自动轪波、电窗、风油轪及丝绒座椅的特别版本;1984年推出LS120系,特点是有黑色的C柱,引擎改用2

446cc的2L,马力有75匹,这代同时有数部伤残司机版本,但波棍是设在中控台上,故此只得四个乘客座位;而LS120亦有两代,头灯设计略有不同,而内笼则开始转用深蓝色设计;1988年推出LS130系,并分有三期,第一期代理称之为钻石皇冠,大约一年后加设风油轪,其他设计不变,但改称为翡翠皇冠,1990年作出小改款,改用新设计的鬼面罩,代理称之为明珠皇冠;1993年推出LS140,代理称前期版为银禧皇冠,后期版为金禧皇冠(两者并无分别,只是汽油版房车有小改款而随之改名称),到目前为止,巿面仍有一部1994年的金禧皇冠在街上行走,是现存仅有的一部柴油的士。 1995年皇冠私家车与的士的车身开始分开发展,的士版即目前的金丰 (Comfort) 的士车身,车架开始放弃使用分离式大阵,改用单体硬壳式结构;而车厢方面改用灰色为主的色调。 1997年,皇冠车行引入十五部全新样版石油气的士,特点是配用日本本土车爱用的沙板倒后镜,引擎是1

998cc的3Y-PE,马力79匹。 1999年,石油气的士试验成功,并开始全线引进,车身外观一直没有大改变,但加设自动波作为选配设备,而2000年加设六幅式合金轮圈作为标准配备(2001年有另一款五幅式轮圈可选),车顶隔热板在2002年因不太受欢迎而取消;2001年增设引擎转数表,2002年随着皇冠皇室型的改款而改用相同的倒后镜(面积较旧有的大很多,后称此期车为大镜),同时表板的里程计亦改用液晶式显示;2005年车尾窗内的迫力灯改用LED灯,及两侧前沙板加设一对指挥灯。大约由2004年开始,代理亦不再引入手波型号,故此一律配用自动波箱。 2006年,代理增加了一款称为“爱心的士”的型号,特点是左边的B柱被移前10cm,故左边前门会比标准版本细小,而后门则较长,B柱并设有手挽、左后座亦可向左面旋转,以便行动不便人士上落,而这款的士亦使用电动车门,取代手动遥控设计;车价方面比标准版贵一万元左右。 1984年, *** 容许引进四座位的士,首款引进的为三菱的Lancer,配用1.8升引擎,并于1988年及1992转款时同时有新款的四座位的士。 同时期,日产亦推出Bluebird四座位的士,但车身是使用1980年后轮驱动那款,改用圆灯及2.0升引擎,到1987年,改用Sunny(代理称为“生利”)柴油版作为的士,配用1.7升引擎。1992左右,四座位的士开始式微,但日产代理仍输入少量的Crew的士,配用2.0升引擎,并配有自动波箱,是继伤残人士版本皇冠之后,另一款配用自动波的的士。 丰田方面,则要到1987年左右才引进四座位的士,使用的车款是Corona,但车身又是采用1982年款的后轮驱动型号,配1

974cc的2C引擎,马力约60匹;不久,Corona的士改用另一款车身,C柱较直、车身略高少许,机械结构不变,现时同款车在新加坡及澳门仍可见到。 其他还有大发Charade的士,配用993cc的38匹马力引擎,是众多的士之中最细小的,车身是第二代的一款。此外亦有多款样版四座位的士,计有五十铃Aska (JJ)、第二代万事得626五门版、第二代前轮驱动323、第一代福特Telstar等等,只是这几款车试验反应不太理想,最终也没有正式引入,而据知现时红磡海隧口附近有一部626的士用作隧道公司的演习车,但已经十分残破及没有行车证。 而石油气的士也要一提的是有一批澳洲福特的Falcon旅行车的士,卖点是有特大的行李存放空间,特别适合用作机场出入的用途,但由于虽然车身较大,但车厢却比较狭窄,加上引擎容积达4

000cc,用气量比一般日制的士多达一倍有多,故即使有200匹马力输出,但也不能得到用家的青睐,故很多只用了数年便被送往拆车场,现时应只余一辆新界的士,主要在元朗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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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的士

是有红色

绿色和蓝色三种颜色. 中国香港的的士分成三种: 市区的士、新界的士、大屿山的士 市区的士可在全港行驶(东涌道及南大屿山的道路除外), 新界的士基本上只在新界郊区、机场及经指定 路线在市区部分地点服务, 大屿山的士只可在屿山及 赤角行驶。〔市区、新界及大屿山的士经营范围〕 某一种的士只在某个范围行驶. 但要怎样区分那辆的士是那一类? 答案便是以颜 *** 分: 红色 – 中国香港岛及九龙(即市区) 绿色 – 新界 蓝色 – 大屿山 因为市区范围很广

要是来港旅游

大都会到市区吧? 误以为中国香港的士全是红的也出奇. (基本上新界的士和大屿山的士是不会驶到市区的

当然

挂了个「停止载客」的的士是例外) 至于为什么市区一定是红色、新界区是绿色...... 是谁定什么区是什么色就不清楚了......

参考: 三种计程车的 info/td/chi/trport/t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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